我学部赵翠霞教授团队在金融学权威期刊International Review of Financial Analysis发表研究论文“Investor sentiment, financing constraints, and corporate risk-taking: Mechanisms and heterogeneity analysis”，研究揭示了投资者情绪、融资约束与企业风险承担的内在关系。

从行为金融学的视角来看，资本市场情绪的波动是投资者认知偏差的集中体现。当情绪乐观时，股价往往会偏离基本面价值，产生“股权融资红利”。在此情况下，企业能够通过股权融资获取超额资本，降低财务困境成本，从而扩大其风险承担能力。股价高估还会提高管理层获得股权激励报酬的可能性，形成风险偏好的激励效应。此外，高涨的情绪可能会扭曲管理层对项目风险的判断，产生“过度自信偏差”，使其低估潜在损失、高估预期收益，最终推动企业选择高风险、高回报的投资项目。

投资者情绪与企业风险承担之间的关系，反映了资本市场定价功能与企业决策机制之间的交互作用。情绪波动引发的资产价格变动通过财富效应等渠道影响投资决策阈值。当市场对高风险项目表现出更高的估值容忍度时，企业的风险定价模型会发生结构性调整，提升风险投资项目的净现值，并扩大被视为可行的项目集合。这种由情绪驱动的决策范式转变，是现代金融学中不容忽视的企业战略行为动因。

在资金可得性层面，融资约束在情绪效应的传导过程中扮演着“阀门机制”的角色。当融资约束相对较低时，投资者情绪高涨所带来的资本市场红利能够通过股权融资渠道充分兑现。由乐观情绪驱动的估值提升打开了“股权融资窗口”，使企业能够以较低成本获取风险资本，从而在情绪刺激与风险承担之间形成共振放大效应（Bhuiyan, Liu, & Alam, 2024）。相反，在融资约束较高的情况下，即使市场情绪乐观，企业仍受制于信贷配给或股权融资门槛，情绪信号无法有效转化为实际资本投入，从而对风险承担产生抑制性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利用2009年至202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通过计量模型实证考察了投资者情绪、融资约束与企业风险承担之间的内在关系。实证结果有三点发现：第一，投资者情绪与企业风险承担呈显著正相关；第二，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对其风险承担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第三，融资约束在投资者情绪与企业风险承担的关系中发挥着显著的调节作用。异质性检验进一步表明，投资者情绪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在高科技与非高科技企业之间以及不同地区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该研究受到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22FGLB089) 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2YJA840020)资助。

该研究已在线发表于International Review of Financial Analysis。山东师范大学心理学部赵翠霞教授为该文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

论文信息：

Zhao, C. X., Li, Y., & Wang, H.K. (2025). Investor sentiment, ffnancing constraints, and corporate risk-taking: Mechanisms and heterogeneity analysis.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Financial Analysis,9, 1-6.. https://doi.org/10.1016/j.irfa.2025.104629